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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如果你了解过去的我,就会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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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要开启6月份的第一本书——余斌的《张爱玲传》。

在众多张爱玲的传记中,余斌的《张爱玲传》一版再版,堪称经典之作。书中突出“严肃不媚俗,求真不求奇”,严谨以文献为依据,对张爱玲生平及其作品做出全面深入的叙论。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上、中、下三编,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打通,处处传达出由文见人的洞见,寻觅出张爱玲及其作品之间的深切关联。

今天我们领读的,是书上编的一到四节,对应本书第6至37页。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01

从前

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的想到历史。

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初时法国侵略越南,觊觎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数十篇,力主抗法,从而以文学侍从之臣得到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

年,张佩纶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同年7月,“马江之战”爆发,法国统领在大风雨中率舰掩袭,大败清军。张佩纶因指挥无方,临阵脱逃,被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

光绪十四年()年,张佩纶刑满释归,李鸿章将其收归账下,并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此事轰传士林。

后来,张佩纶回到南京,绝足官场,像古来挂冠归隐的文人,过起学者生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上的余荫让后人得享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先人打下江山,攒下家业,后人再想光宗耀祖,逾越先人,也就难了。

显赫的过去,成为无形重压,令后人感到难有作为,掮不动这重压者即得软骨病,成遗少,成无用之人,张爱玲的父亲、弟弟都是如此。

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

张爱玲却不想沾祖上的光。《流言》中好几篇自传性的散文,对其家世从未正面交代一句,说明她不愿借祖上的光来让读者增加对她的兴趣。从她的文章看,似乎只是在晚年后,才做到不撇清亦不自得自恃,心平气和地面对她们家的不寻常的“以前”。

02

幼年是一抹橙红色的岁月

年9月,张爱玲在坐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出生,她在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租界度过的。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古老文化与安稳、舒缓、妥帖的生活方式受到毁灭性打击。

彼时张家已走下坡路,张爱玲父辈仰赖着先人余荫,仍像其他旧世家族一样,表面上维持着往昔的生活格局。

张爱玲的幼年是在优异物质生活和阔绰排场下度过。对于她,幼年是温暖朦胧、橙红色的岁月。

两岁时,张家搬到天津,张爱玲生活于成群仆佣中间,常由佣人抱着走亲做客,开始熟悉节日庆吊、亲友往还等旧式生活内容。稍长大点,家里专门为她和弟弟请来私塾先生,对他们进行教育。

“橙红色的岁月”还包含了许多童年的快乐。听“毛物”讲《三国演义》,听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说故事,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都令她开心。

八岁之前,张爱玲的不快乐,唯有弟弟。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

最让她不能忍受的,是底下的佣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形容家中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八岁时,全家搬到上海。生活也蒙上了阴影:张父染上了毒瘾,打了吗啡针,离死不远。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有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却也拥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

父亲命将不保时,张爱玲母亲从海外归来,同时带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父亲痛改前非,医院。母亲带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父亲把捡回了命,同时也找回了遗少脾气,他想逼光妻子钱财,从而栓住妻子。两人开始激烈争吵,最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跟父亲过。

父母的离异是个转折,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褪色。

而后,母亲去了法国,父亲娶了后母。后母吸鸦片,刻毒阴鸷,有变态心理,张爱玲和弟弟饱受后母的冷漠刻薄。

母亲归国后,张爱玲提出留学。父亲认定她是受了母亲挑唆,大发雷霆。一次冲突中,父亲一顿拳打脚踢后,将她拘禁。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去”,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给药。

张爱玲对“家”的感受,从初时“春日迟迟”到“沉下去,沉下去”,到最后梦魇式恐怖。在那样的处境中,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

03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张爱玲还在病中就已经谋划着逃出去。一到能扶着墙走路,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巡警换班的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

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步路,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她的命运。她永远地告别了那个家,以及那种扼杀青春的生活方式。

逃离父亲的短暂兴奋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所俘虏,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

对她出逃后面临的“窘境”,她并非全然没有心理准备。但是她没有想到银钱上的窘迫超出她的预料,更没有想到“窘境”还将包括她与母亲在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

她逃到母亲家中,由母亲供给生活与教育费用,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情态度中觉察到她(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当然她同母亲的隔阂不可能光是因为零用钱。

张爱玲要接受的基本训练包括“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等等。换句话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她不能让母亲满意的地方。

母亲的那一套标准,已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而那些训练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折磨。

如果说,在父亲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那么,她在母亲家里尝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见得比前一枚更易吞咽。

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出现在她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她丧失了完好的自信心建立。

与父亲相比,张爱玲对母亲,有更多的期待,不单指她对母亲的崇拜艳羡,还包括温情、眷恋之类的情感。因为有期待,所以在面对母亲的冷淡时,会更难以接受。

在母亲的家中,她反倒更尖锐地感到缺少安全感,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所以一再陷入自怜与自卫相混合的奇特心态。

04

读书岁月

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也是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文化教养,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励她学作诗,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

她母亲也喜欢文学,尤其喜读小说。有关母亲的回忆中,最亲切的一幕,便是母亲坐在马桶上读《小说月报》上的连载小说——老舍的《二马》,一边笑一边念出来,而她靠在门框上笑。

在她家里,无形中有一种文学的氛围。

早上由女佣抱她到母亲床上背唐诗;家里小说很多,8岁前已读过大部分章回说部;读父亲小报上鸳蝴派的通俗小说。

十岁前,家里请了私塾先生对她和弟弟进行旧式国学教育,使得张爱玲具有了极少数新文学女作家在古典文学、文字功底方面的良好素养。

张爱玲中学念的是圣玛丽亚女校,遇见一位重要的国文老师,汪宏声。汪先生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文章,经常将她的作文拿来讲解示范。在学校出版的小型杂志《国光》上,可以看到张爱玲当时的几篇习作,虽篇数不多,但都属顶尖之作。

中学毕业后,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学习。在港期间,她“真的发奋用功了”,“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

代价是,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也不大看喜爱的章回小说,此外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踏时间。

尽管如此,港大的三年,让她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功底十分深厚,她的人生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形。

我们可以感到,张爱玲在小说中用力捕捉并刻意传达出对香港的种种印象,相当一部分快感也来源于此。

今天我们读到张爱玲在香港的读书生活,学习之余对山、水、人、社会和环境的接触也让她有很多感悟。那么她在香港又经历了什么事情?对她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几乎所有人都带着原生家庭的伤,成长到现在。张爱玲冷漠的文字背后,藏着原生家庭的伤害和不充沛的安全感。在你的身上,家庭的生长环境,对你造成过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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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夏萌,十点读书会签约主播,在北方小城努力生活、小心追梦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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