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钩沉张爱玲母亲的晚年生活
《上海文学》年4月号，月刊
喜欢张爱玲的“张迷”，都知道张爱玲的作品擅长塑造女性的角色，而其小说里的男性尤其是“父亲”角色，要么“缺席”，要么“残废”“无能”。这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缺席”。而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张爱玲的成长中长期“缺席”，母女二人的关系扑朔迷离。今年年初，黄逸梵晚年所写的五封书信曝光，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张爱玲的地方。一些“空白”历史由此可以说道说道了。最新一期的《上海文学》杂志刊发特稿《急景凋年烟花冷》，从这五封书信入手，钩沉张爱玲母亲的晚年生活。
这篇特稿由两篇文章组成。新加坡记者林方伟《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首次全文整理刊发这五封通信，并附以解读，首次从黄逸梵的角度，重新审视她与张爱玲纠结一生的母女关系。石曙萍的《娜拉的第三种结局——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通过走访黄逸梵晚年的居所，调查档案馆所存入籍证书、死亡证书、遗嘱等文件，追踪她在伦敦最后的生活。
作者对黄逸梵的定位是：她留给世人的虽然是“不及格母亲”的印象，但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挣脱枷锁、出走的新女性。年，黄逸梵带着一颗渴望自由的心，和当时经济还富裕的底气，抛下孩子和不争气的遗少丈夫，踩着一双小脚出走欧洲。后来，黄逸梵归国打离婚官司，又几度离家，去欧洲、下南洋，年又到新加坡，年底离开吉隆坡赴伦敦直至9年后病死异乡，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若还原到当时的民国语境，这种行为应当被称为“拉娜出走”。年，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译《娜拉》）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觉醒的娜拉离家出走，摔门声震动了整个欧洲。让萧伯纳感叹：“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更有力量。”这摔门声后来也惊醒了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五四知识分子。娜拉成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符号之一。当大家都为娜拉的出走欢呼时，鲁迅却于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冷静地提出一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他的回答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拥有经济权，“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作者通过还原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认为她超越了鲁迅所言的两种结局，最终活出了“娜拉的第三种结局”。
编辑：郑文丰
编审：肖燕
签发：况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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