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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这句话出自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是港大求学之时，参加《西风》征文比赛而作。她在港大那几年，为了减少开支，拼命学习，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为了实现有一天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作，她停止了中文写作，读大量的英文小说。在英文小说中，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和骨子里的东方文学素养相得益彰。
她还长期和姑姑用英文通信，姑姑在张爱玲心目中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物，不像母亲，张爱玲只能远远地崇拜。姑姑的字写在薄薄的粉红拷贝纸上，字迹好似美人的娟秀，散发着清淡的香味。张爱玲在和自己投缘的女性交往的时候总会捕捉到一种明朗温暖的感觉。她觉得和姑姑的通信，就像春夏的晴天，有些无聊，却又牵挂和慵懒。而参加《西风》征文比赛，是张爱玲港大三年唯一一次中文写作。
《我的天才梦》是一篇自叙身世又有些自嘲的散文，在文中提到自己是一个古怪的女孩，更是一个超乎寻常年龄的“天才”：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 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 ，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张爱玲提到自己的古怪，但在文字内在都充盈着浓浓的自恋，她无限忧伤地迷恋着自己的这些古怪和与众不同。而她更忧伤的还是自己的身世：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母亲对自己的失望，似乎是张爱玲生命中永远的伤痛，一直影响着她内心深处的情感，没有安全感，幽怨似乎又带着一种寻找，这种寻找是张爱玲这一辈子都在从在外和内心想要的。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最后一句话是经典之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强调着人生之美后面不能承受之重。正如张爱玲所说的一样，她能领会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艺术，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充满生命的欢悦，一个简单的唯美主义者，毕竟是要被世俗困扰的。这种困扰是每一个人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
当获奖通知书寄来之后，同学蔡师昭边分信边念得到信件人的名字。张爱玲拿到信，见信是《西风》杂志来的获奖通知，很是惊喜地和蔡师昭分享了快乐和荣誉，心里乐颠颠的，不仅有精神上的满足，更有面子上的满足。张爱玲在经济上不能与同学们站齐，而这次获奖却对张爱玲是一种尊严上的支撑。蔡师昭十分支持张爱玲，便当着同学们的面，大肆宣扬《西风》杂志的了不起，而张爱玲获得这个奖该是多么的有才华。
张爱玲十分感激，尽管心里已经飞起来了，却在神情上装得很淡然。
本来这篇文章由于按照字数规定，张爱玲删改了很多，本就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憾。而此次征文有六百八十五名应征者，十三人获奖，十人有正式奖项，后面三人是因为好的文章太多，难以割舍，又增加了三名荣誉奖，而张爱玲是荣誉奖中的最后一名。
蔡师昭后来问起张爱玲奖项如何，张爱玲只好尴尬地说了一句，是个荣誉奖，蔡师昭也很尴尬，只好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呢？便迅速离去。
这次征文出了集子，文集题目就是张爱玲的《天才梦》。张爱玲读了一等奖的文章《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心中觉得一般，这篇文章还超过了规定字数。此时写作了《天才梦》的女孩颇为自己的天才之作愤愤不平，而几年后，这位愤愤不平的女孩终究没有被埋没，横空出世于上海文坛，成就了自己的天才梦。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天才。乱世给予张爱玲不仅仅是一些人生的经历，还有她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可并不是任何人都会把战争提高到家国的高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般的自揽。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提到：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拥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战争在张爱玲的眼里，将人心拉入乱世，人性便直接赤裸的显露出来，不仅仅是周围的人，还有自己。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详细记录了周围同学的态度和反应：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 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看到这里，真是冷彻骨髓的寒，世事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张爱玲她偏偏看得最透最冷。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张爱玲：《烬余录》）
真正的荒凉是，这场战争夺去了她的老师弗朗士教授的生命。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弗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
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张爱玲：《烬余录》）
对弗朗士先生的死，又好像将自己身上仅存的一些温暖又缓缓抹去，这种温暖来自于弗朗士对自己的赏识和友好，自恋自怜的人总是特别在乎欣赏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存在的依托。她深觉弗朗士先生的死是“人类的浪费”。
张爱玲于乱世之中觉宿命残忍，“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称为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爱玲：《烬余录》）
乱世生心境，乱世更是生情缘。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张爱玲：《烬余录》）
而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便是这样的乱世，用仅仅能够握住的男女情爱来抗拒无望和空虚。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女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刹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倾城之恋》）
仗打完了，人们都欢喜的发疯。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黑夜，一年四季—人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年”。
劫后余生，不过是对享乐更疯狂的追求。其实，人也真正奇怪，乱世难生，企图享乐；劫后余生，亦是享乐。生怕这辈子自己哪一点吃了亏，难怪人烦恼颇多。
张爱玲在战后的表现亦是如此，急切地寻找吃：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张爱玲：《烬余录》）
我不知道“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这样的吃相和想法该是如何，我想这绝对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凉和悲哀。或许，我们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张爱玲的评价，能够对她的性格有所理解：“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连张爱玲自己也说：“我向来很少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
她是真的不同情任何人，战时，医院做看护，有一个病人因为得了奇臭的蚀烂症，在夜里一声接一声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张爱玲回忆的时候，说得极其决绝，“我不理。我是一个没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直到那个人把所有人都吵醒，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张爱玲才冷冷地走出来，说了声，“要什么？”病人说要水，张爱玲看透病人不过是因为疼痛和痛苦，通过叫唤引起关怀，依旧冷冰冰地说了声，厨房没有水了，便走开，即使病人再叫，张爱玲也不再搭理。
过了几天，这个病人死了。张爱玲写道：“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粮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大概还是生活环境的原因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悲喜渐渐难入她的心思。也或许是因为自我的被孤立，渐觉难以融入他人，索性就自我隔绝下去了。
香港在战争中属于了日本，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港大停学，张爱玲和炎樱回到上海。港大三年，还未毕业，就断送了当初想要借港大机会去英国留学的热梦。战争把她所有在港大学习的资料和记录一烧而光。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而乱世的人，也是无处觅安稳的。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说得好：“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天才，更是孤独而病态的。
出名要趁早。
张爱玲的《传奇》出版后仅四天就再版，张爱玲在再版序言写道：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用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吧？—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头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而张爱玲的成名最关键的两年就是年到年，还好她趁着早出了名，否则后来的“五四”文学、抗日文学、解放文学，这些时代都没有一个适合她。柯灵说张爱玲的成名也犹如《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上海成为沦陷区，却成就了张爱玲的才华。
柯灵不愧被张爱玲视为知己，他对她的评价是最中肯的：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柯灵：《遥寄张爱玲》）
赖雅过世后，张爱玲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深埋功与名，不问红尘是与非。
恰恰是她离群索居之时，20世纪70年代，台湾、香港逐渐兴起了“张爱玲热”。台湾皇冠杂志社决定重印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传奇》、《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等。
自此以后，她的经济状况好转平稳了。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在她最需要名声和利益的时候，偏偏不至。
张爱玲心无旁骛，当众人越是对她好奇的时候，她越是隐居起来，不见外人。“张爱玲”只见其书，不闻其人。她拒绝所有人的访问。
在她隐居的十年，见到过她的只有几个人，王桢、水晶、庄信正、夏志清等，还有一个叫戴文采的台湾记者。
戴文采据说自己是张爱玲的狂热崇拜者。几经周折打听到张爱玲的公寓，并租了隔壁的房间，对张爱玲进行守株待兔的等待。
不得不佩服戴文采的耐心寻找，张爱玲在晚年的时候为了躲避外界的打扰，一生都在搬家，她甚至不愿意添置家具等物，是害怕一添置东西便就在此落地生根。
在漫长和耐心的等待下，她终于等到一次张爱玲出来倒垃圾。她趴在角落细细观察张爱玲，之后将观察形成文字：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家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我正想多看她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这个狂热的粉丝，对张爱玲极尽了誉美之词，但是见到张爱玲并不能完全满足内心的狂热，她开始翻张爱玲丢出来的垃圾，在垃圾里找到只言片语的纸张，变态地研究着。后来还得意地写下一篇文章《我的邻居张爱玲》。
这件事情之后，张爱玲以极快的速度搬了家，除了林式同，再无人知晓她的行踪。
王桢和张爱玲相识，张爱玲游台湾花莲的时候，王桢是她的导游，张爱玲还在王桢家里住过。张爱玲从台湾返回美国，和王桢长期保持通信。本来王桢有机会和张爱玲见面的，约好了两次机会，都因为阴差阳错的事情而耽误了，最后再要求见面的时候，张爱玲婉言拒绝了。到年，王桢不幸英年早逝。
张爱玲一向欣赏聪明的人，水晶就是其中幸运的一个。张爱玲看过水晶的评论，觉得他是聪明人，才答应了水晶的多次邀约。
水晶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诚实人，知道和聪明如张爱玲交往，最需要的就是真诚。他直接告诉张爱玲，他对张爱玲的第一印象并不像胡兰成“正大仙容”的描述，他只觉得张爱玲的两条胳膊极其的瘦，像杜甫诗歌中的“清辉玉臂寒”。
张爱玲听后没有一点不高兴，反而微扬着脸，一直笑着，很是欣赏这个年轻人。这一次谈话进行了七个小时，水晶谈到了张爱玲很多的作品，也谈到水晶自己的作品。
谈到最后，张爱玲说最终觉得自己是属于上海的，那个她曾经红噪一时的上海，她说：“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而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就是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说着说着，张爱玲神情渐渐黯淡下来，凄凉地摇了摇手，便不再言语。这个凄凉的手势即像是一个告别，又像是一个结束。
临走，张爱玲得知水晶已经订婚，特意送了一瓶香奈儿五号作为给新娘的礼物。
至此，这个世上再少见到张爱玲的人。
张爱玲在后期的创作依旧有出色的作品。比如《色，戒》。如果张爱玲能活于当世，能看到李安导演对她作品的诠释，不知道她该有多欣慰呢。
这个来源于胡兰成口述的故事，在张爱玲的笔下道尽了人生冷暖、人性明暗，那个“顾盼间光彩照人”的王佳芝在情感面前的脆弱和失败何尝不是张爱玲自己沧海桑田却孑然一身后对感情的理解。
很难说，胡兰成到底是毁灭了张爱玲，还是成就了张爱玲。她对情感的自足，她对情感的自困，在创作时自嘲，在生活中自束，却在人生中顿悟。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这句话既是道出了人生，也窥见了自己。
她到底逐渐地消隐于众人的视线当中，她的一生写就了一部传奇。她以遗世独立、隔绝于世的方式与世界告别。无声无息地消逝，如风吹过。
张爱玲是在年9月9日中秋前夕，被人发现病逝于洛杉矶西木区公寓内。中秋前夕，月亮将圆未圆，犹如人生的遗憾，也犹如张爱玲消逝的悲哀。
她只是简单地留下了遗嘱：一切私人物品都留给在香港的宋淇、邝文美夫妇；立刻火化遗体，不举行任何仪式，骨灰撒到任何宽阔的旷野中。
美国西海岸华人作家在玫瑰公园为她举行追思会，日子特意挑在她的生日9月30日。好像是一个特定的轮回，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走完了人生的七十五年。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枭雄红颜，时代浪尖，激流涌进，轻轻盈盈走来一个爱玲，好似细雨满天飘飘洒洒的俊逸。这么一个红颜，貌不艳丽，却叫人心惊；这么一个才女，心纵热爱，却总给人傲冷；这么一种传奇，写就世俗，却隐忍高贵。
这就是一部叫做“张爱玲”的传奇。
（选自《她的世俗与高贵：张爱玲传》）文/范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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