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公益 http://m.39.net/disease/a_5197605.html中学与西学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人们通常称之为西学。西学的范围很广，诸如声光电化以及西方语言、文学、宗教、思想都包括在内。
西方文明是与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同步的，这样必然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产生矛盾和冲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品，它们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需要。顽固地坚持落后，并拒绝向西方学习的人，就是中国近代那些顽固派；而像林则徐、魏源等之所以为后人赞颂，则因他们既坚持了爱国主义立场，又看到了西方文明的长处，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称得上中国历史上首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19世纪60年代，又有一批清政府官员，他们通过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认识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转而想学习西方这方面的长处，以巩固清政府统治，这批人我们通常称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就有曾国藩、李鸿章。
李鸿章原是靠传统儒学猎取功名的官僚，对西学本没有什么认识。同治元年（年）受曾国藩委派组织淮军赴上海，思想便发生变化。他有一封致曾国藩的信，提及他曾到英、法兵舰上参观，“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打算向西方学习，“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二）表面上看，李鸿章主张与林则徐、魏源相仿，都要学洋人长技，但目的是不一致的，林、魏是为了制夷即反对列强侵略，李鸿章则主要为了镇压太平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部便有一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甚至兵员也是洋人的洋枪队。其他各支淮军也开始配备洋枪洋炮，洋枪洋炮靠向外国购买，但外国要伪装中立，也担心被中国人学了去，所以在购买中多方面留难，李鸿章决定自己设局，同治二年便在上海、苏州一带设立了三个局，自己制造枪炮子弹。
同治三年（年），为进一步说服朝中大臣必须向西方学习，他给恭亲王写了一封信，以“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理由，申明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信中他认为当时的弊病，在于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将“粗蠢而不加细心”，平日将西方枪炮利器斥为“奇器淫巧”，不必学；战时又被外国利器吓倒，认为不能学。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像日本那样的小国都知道改弦更张，何况中国？这封信的最后，李鸿章提出：“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二）这封信之所以有名，一是写得早，二是将他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由学利器（船坚炮利），进而觅制器之器（兵工厂）和制器之人（洋技师），再进一层要师其法（技术）和培养自己懂技术和会管理的人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顺着这个思路逐步推进的。
李鸿章在另一场合谈中国要变，要向西方学习时还指出：中国外部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与动辄以天朝大国自居、闭目塞聪的顽固大臣们相比，可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不过他的认识也只限于向西方学习练兵、制器，中国的政治制度他是不愿意也不想变的，走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路子。张佩纶是清流健将，他的日记为后代研究当时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图为张佩纶致李鸿章信函。
张佩纶也办过洋务，进过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的是，李对外一向主和，张则态度较强硬，不过在向西方学习上不会有差别，他去福建帮办军务时间虽很短，但走的还是调军舰、购洋枪、筑炮台的路子。张佩纶不属于洋务官僚，平素也不以洋务派为然，事到临头，所作所为也只能以洋务派为师（赴福建前特地到北洋李鸿章处参观），这应是个讽刺。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李家的家风自然带来，他们的儿子张志沂外文很好，能读英文原版小说，足以证明李家的开放传统在张家也开了花。
在这种家族传统中，张爱玲这辈人，中外文都有一定根基。有关张爱玲和她的弟弟的中国文化传统，前文已经述及，这里再谈一些西文和西学的学习。
张爱玲中学就读的圣玛利亚中学就是重外文的，她弟弟张子静上过的圣约翰大学，也是重外文的。年，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这是一所完全按英国学制办的大学，用的也是英国课本，所有学生（含华裔学生）都有英国名字。张爱玲利用这个机会刻苦学习外文，她自己称：在香港三年中，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读的书，也多是英文原版。
香港沦陷，她返回上海，一个时期她为上海英文版的《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还替德国人办的一份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有《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中文《更衣记》的底本）、《中国人的宗教》《依然活着》（回译成中文更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上述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力图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为此她用极流利的英文、轻松而略带幽默的笔调，切入外国人
张爱玲的英文造诣得到曾留过学的姑姑的称赞，她姑姑也为爱玲的钻研精神所感动。姑姑曾说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张爱玲读物理或化学并非喜爱其内容，而是揣摩其中的文法。通过刻苦磨炼，张爱玲在英文修养上达到极高的成就，她姑姑甚至说，她的英文好过中文。在中国同代作家中，大约只有钱钟书、林语堂、萧乾、叶君健等有数的几个能相比拟。
能用英文写作，使她的作品能走两条路子：用英文发表，再回译成中文；或用中文写作，自译成英文。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使她能自如地将两者相结合，从而赢得以中文和英文为母语的中外广大读者。
在张爱玲身上，中学和西学的矛盾不是没有，但更多地体现着吸收和融合。她的小说和散文写的都是地道的中国的人和事，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都是中国式的，但表现形式却是现代的，甚至是前卫的，形成既传统又现代的个人风格。张爱玲作品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中西文化交会的时代大背景，也离不开她的家族背景和个人经历的背景。
从张爱玲这一代往前推三代，她曾祖张印塘、曾外祖李鸿章起，中国就处于乱世：外国入侵中国的侵略战争连绵不断，国内各阶级、各集团间的矛盾极为尖锐——有时就以战争解决问题。张爱玲的曾祖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之中；祖父张佩纶从小因躲避战乱，在江南一带迁徙不定，他的命运转折又在亲临中法战争之役并有败绩之后；她的曾外祖李鸿章经历的战乱更多，先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来便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众多的战乱除造成家族成员的恐慌或仕途沉浮外，并没有动摇他们的根基，因为他们是清朝统治阶层中人，又与列强有各种联系，只要清王朝不倒，他们仍可富贵尊荣地生活下去。只有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才触动了他们的根基，张家逃出了南京，先避往青岛，后定居上海。由于“条约口岸”（这是外国史学界对上海等城市有租界条约。形成特殊环境的统称）关系，上海等地成了全国少有的不受战乱影响的地方。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混战不停，但上海等地租界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张爱玲在十八岁赴港前，除短时间住过天津外，大多数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年从香港又回到上海，直至年才离开。在张爱玲记忆中，上海是永远和平安定的一角。
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张爱玲父亲家近战地，听到苏州河北隆隆的炮声，打破了上海的宁静，对于张爱玲，只是影响了她的睡眠，不得不搬到母亲和姑姑的公寓里。回家后，闹了一场留学风波，她被父亲禁闭在小房间里，当她听到头上飞机嗡嗡地飞过，她曾希望，飞机投下炸弹，将她及这个家炸得粉碎。除此之外，战争没有在她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
年下半年，她赴香港读书，那时香港还没有卷入太平洋战争，由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许多中国百姓逃往香港，短期的战时繁荣笼罩着全港，在太平洋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绥靖空气下，这里还是宁静的港湾。张爱玲除刻苦学习之外，也不忘记小小的乐趣，她喜爱香港亚热带的鲜明色彩，有英国风格的点心，日本布店中花花绿绿的花布……她认识了许多同学，使她孤独的性格有所变化，其中斯里兰卡籍的炎樱还成为她今后最重要的朋友。但平静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进攻，十八天的围城战开始了。
由于英方毫无准备，英国派出的港督很快向日军投降，日军攻下香港简直像一场军事游戏。但对张爱玲来说，她亲眼看到了炸弹从天上落下，看到了流血和死亡，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战争经历。
这段经历对张爱玲来说，最宝贵之处，是她从周围的同学、外籍老师和普通市民身上，观察到了突如其来的战争怎样扭曲了人的灵魂。
战争一开始，张爱玲的同学表现是各不一样的：一位有钱的阔小姐发愁的是她该穿什么。她十分讲究，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不同的行头，偏偏没有战争的行头，怎么不着急？一位来自马来半岛的女生，当临时看护时（港大女生大多参加了这项工作），还穿一件赤铜地绿寿字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尽管与战争很不协调，张爱玲认为这身装束增强了她空前的自信。一位来自内地的女生，自称身经百战，听到炮声竟然第一个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起来，她还劝同学们要多吃，吃饱了就哭，一动不动，终于得了便秘症。爱玲的好友炎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她冒死进城看电影，回宿舍后独自去洗澡，流弹打破浴室玻璃还在浴室里从容泼水唱歌……一位英籍老师作为志愿兵入伍，他向同学们告别说“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似乎去参加一场高尔夫球赛，他没有被日军打死，却是被自己人打死的……空袭中，躲在门洞里的市民不让外面的人进来，相互引发一场口舌之争，警报解除，大家又不顾命似的挤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一张电车票……陷落的香港，学生们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全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从洋冠济楚的洋行职员、律师、帮办到普通百姓都上街做一种小黄饼出售，行人在摊子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脚下尺来远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绝望中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战后香港报上登满了结婚广告，大学生生活中也去掉了一切浮支，只剩下饮食男女，宿舍中充满了男女学生温和而带伤感的调情……张爱玲对战时人性的发掘和批判并没有放过自己，她就将自己在当临时看护时，不顾病人痛苦而径身去烧牛奶；病人临死，自己缩到厨房，吃同伴烘的小面包等情景都告诉读者。她说：“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张爱玲在香港战时的体验，没有大红大紫，没有大起大落，有的是她冷静的观察，她对人的苍白、渺小、自私、空虚的一面体察入微，她甚至骂出“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之类话来，但这恬不知耻的一面，不也是人的一个侧面吗？
香港战时体验，使她看到人在战争中，当一切都靠不住时--回不了家，就是能回家，也许家也不存在了，房子毁掉，钱转眼成了废纸，自己朝不保夕——也并不都是空虚和绝望。她亲眼看到一个医生和未婚妻来防空处借汽车去领结婚证，“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地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腔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在痛苦中，看到了生命在延续，这也是战时的一种无端的快乐。
当十八天围城结束，香港陷落，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时，张爱玲说“和平反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在张爱玲笔下的确看不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居民遭受的苦难，我们理解张爱玲不可能对此表示什么，特别不能诉诸文字发表，但张爱玲的冷静还是叫人吃惊，对飞着的日本飞机也觉可爱，就很难让人接受。年12月17日，《申报》刊登《倾城之恋》广告，上写张爱玲编剧。右边为《杂志月刊》年9、10月号，张爱玲为小说《倾城之恋》画的插图，除了写作，张爱玲也是一个天才插画师。
张爱玲香港的战时体验，成了她创作的重要源泉，她的代表作之一《倾城之恋》的背景就是香港陷落。是香港的战乱，改变了小说中男主人公范柳原游戏人生的处世哲学，他终于与白流苏小姐结了婚，圆了白小姐的梦。小说的结尾这样写：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其中对范柳原的描写——因为战争而使他觉得非抓住点实际东西不可了，对他而言最现实的莫过于结婚——就来自张爱玲战时对香港人的观察。
战争残酷的一面，也深深打动了她，她更感到人的渺小。她的家族衰落后给她带来了苍凉的背景，在苍凉之上又加上了战乱这个更不可捉摸的因素，使她更感到时世的难测。她在看申曲（沪剧）时，最喜欢里面当朝宰相或兵部尚书所唱的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下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她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这种宇宙观当然只能在戏曲中有，但仍是她的最喜欢并“思之令人泪落”的。她在企慕着这样一个安定的世界，然而现实不是这样，所以她不得不告诉读者：
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我看苏青》）“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这是多么感伤的语言，又表露了张爱玲多少无奈。对于战乱或其他重大社会变革，个人的力量确是无法阻挡的。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不写革命与战争，而只注重周围的凡人琐事，写他们的爱、他们的恨，写他们的恩恩怨怨，无有穷止，即使对立人物也只是小奸小坏，从她对战乱及安定、和平的态度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思想根源。*来源：摘编自《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冯祖贻著，新星出版社，.11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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