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张爱玲的师生情谊

即将拆除的张爱玲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校舍

父亲汪宏声，浙江南浔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浔中执教。年秋，受圣玛利亚女校之聘，任中文部教务主任兼授高中国文。恰此期间张爱玲在该校高中就读。父亲上任后，大幅增订课程，在图书馆添置大量书报杂志，奖励课外阅读，并发动出版小型刊物，题名《国光》，努力为学生争取用国文发表的机会与活动。父亲崇尚新文学，摒弃准八股，教学方法创新，允许学生自己命题作文，引导学生描景、绘物、叙事、抒情，而张爱玲的文笔风格，正以此类体裁见长，故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张爱玲成了父亲的得意门生。此后学校发生纠葛，父亲识才、惜才，维护张爱玲，张爱玲也视父亲为“恩师”，自然就形成了师生情谊。

身为汪宏声先生之女，谨将父亲四十年代发表过，至今珍存的《记张爱玲》一文中片段和我亲聆的记忆，还附有张爱玲当年的留言，以飨读者，并正视听。

张爱玲的作文

任教以后的第一期作文，我就在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叫学生去任作一题，并且声明如自己另有愿意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裁。这一个办法学生皆惊奇不止，因为她们过去做惯了说立志、说知耻等等准八股，看见了我的学艺叙（圣校学生大部分习钢琴与歌唱，学艺叙就是叫她们把习琴习唱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与幕前人语（学生皆喜观电影，此题实即影评一则也）两题，已经觉得异样非常，至于自由命题云云，更是手足无措了。下课铃响，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结果，成绩果是意料中的糟极，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而最大症结则在只知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可是一本文卷却引起我的注意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题的文卷，题曰《看云》。写来神情潇洒，词藻瑰丽，可是别字很多，仿佛祖、祈等应该从示的字都写成从衣，从竹的写成从草之类。题下的署名则是张爱玲。

此时我上课还不到两星期，点名册上的姓名十九还不能与面貌联系起来，所以也不知张爱玲是瘦是胖是俊是俏。发还文卷的一天，我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唱到张爱玲，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我曾加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五年级程度），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我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并且向全班朗读了一遍，还加以种种的说明，特别指出思想应以真实为上，形式不应再被过去呆板的规范所束缚。像爱玲（圣校的习惯，教师呼学生是只名而不姓的)那样的作文，才称得起是写文章等等的话，而爱玲则仍旧保持着她那副板滞的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

张爱玲的文名在校内逐渐传布，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以张爱玲为话题，于是我知道张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说起懒惰，她是出名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她，总是一个“我忘啦”！说的时候把两个手掌摊着，一付可怜相，使人对她生毫无办法之感。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讲，手里铅笔总是不停地在纸上画着，彷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在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

她不知修饰，她的卧室是最零乱的一间。圣校的学生卧室里都有一间放鞋子的柜，不穿的鞋子禁止放在床底下，必须放在柜里。舍监先生检查卧室时发现有不放在鞋柜里的鞋子，便把来放在卧室门前的走廊里示众。学生见了往往引以为耻。爱玲的旧皮鞋(没有高跟的)是常常被展览的，可是她毫不在乎，至多说一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

若是有人遇见圣校的学生，而问起张爱玲的学校生活，她一定回答说：“喔!爱玲，‘我忘啦’！”

我因了爱玲《看云》一篇作文而向学生指示的一番话，收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最后我答应她们如能写得较长的话，可以在课外作。结果出乎意外的好。

交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张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于是我便利用一个课外活动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曰《国光》。

年国光会评议部，前排左2顾问汪宏声

张爱玲只答应投稿

理想中的编者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只答应投稿。

第一期《国光》有—篇张爱玲的小说曰《霸王别姬》，大概是受了我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我在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和郭沬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她说，应该好自为之，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不到一年圣校产生了极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是被轻视的功课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笔者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公演。《国光》也继续出版，张爱玲投稿很少，我虽常加鼓励，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只记得有一次收到了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是嘲笑两位男教师的：

橙黄眼镜翠蓝袍，夫子善催眠，

步步摆来步步摇，嘘嘘莫闹喧。

师母裁来衣料省，笼袖当堂坐，

领头只有一分高，白眼望青天。

投稿者我知道是张爱玲。圣校的校规是十分严肃的，我想这样严肃的空气用少许风趣调剂一下，至少是无害的，所以毅然准许刊登出来。第一首嘲笑的对象是姜适君先生，姜先生人很随便，看见了一笑置之。可是第二首的对象某先生却大不以为然了。他气愤愤向美国校长告发，校长便请我和编者谢振同学前去问话，并且定夺了三个办法，其一是由我和编者向某先生书面道歉，其二是《国光》停刊，另外一个则是张爱玲不准毕业。

我为息事宁人起见，采取了第一个办法，某先生也自知太认真，以“算啦!算啦”了事。

爱玲莅临一次毕业典礼

爱玲毕业于廿六年之夏。此后有一年不闻她的消息，这是动乱的一年，圣校在大陆商场上课，兵荒马乱，不知消息的人正多着，偶尔在作文课上忆起这一位天才女子的一声“我忘啦！”外，也就茫然过去了。廿七年夏圣校假座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莅临参加，还是那样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和她寒暄了几句，并且仿佛说了若有时间，不妨多写写之类的话。不久知道她上香港去了。又不久，看见了她在西风征文当选的《天才梦》。我便转言和她通信的某同学请她不妨写一些童话。因为我以为生活经验欠丰富而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童话是最适宜不过的写作对象，尤其是女子；这是我的错误，无怪她的答书是说不想写童话，盛意颇感云云。近来看到她在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证明她生活的体验是再充实没有了。我只有衷心表示欣服!

香港战事爆发后，她回上海，投考圣约翰大学。结果是国文不及格，入补习班，我听了颇为愤愤。因为我知道近几年来圣约翰大学多收学生，程度已较前大为低落，尤以国文为烈，而入学考试则俨乎其然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如张爱玲的国文入补习班，则请问有些大人先生应编入何年级!后来一想，也许爱玲还是“我忘啦”的脾气，考试过于敷衍，所以如此，这种抱不平也懒得去扛了。

现在知道爱玲不再“忘啦!”厚厚的一册《传奇》，便是最严肃的证明，我欣慰，我钦服，我的“好自为之“等等的话，不是白说的了。

附：张爱玲留言

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听说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终于在黄昏的印刷所里，轰隆轰隆命运性的机器声中，百感交集地写下了这几行字。张爱玲

读到此，父亲与张爱玲的师生之情可见一斑。

记忆中，我小时候见过张爱玲一面，因尚年幼，只留有印象。那天傍晚，我们这些小女孩都在弄堂里“造房子”(一种适合在里弄玩的跳格子游戏)。只见两个身材修长、高雅大气的女生（其中一个貌似外籍），推着轻便女车走进弄堂。那个年代，在我们静安区延平路一条普通平民弄堂里，进来气度不凡的洋派女生，格外引人注目。她俩将车停靠在弄边，顺门牌号看了看，竟然进了我家的门。我按捺不住好奇，悄悄地溜进家瞥了一眼，她们坐在客堂里正与父亲交谈哩，不一会儿就走了。吃晚饭时，听父亲说张爱玲来过……语气像是遇到什么麻烦。母亲说：“你帮她解释解释。”我插了句：“来的有个是外国人。”父亲随口说：“那是她们班上的。”我了解的仅此而已。在当时，学生自己找个同伴来家中拜访老师的确实少见，说明张爱玲对父亲十分敬重和信任。

节选自《追忆圣玛利亚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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