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立了一份遗嘱，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三项：“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即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林式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当时生活在洛杉矶，受朋友文学评论家庄信正之托照顾张爱玲，他并非文学圈中人，对张爱玲几乎不知，这种隔膜反而让他成为了张爱玲去世前接触最多的一个人。张爱玲离群索居，晚年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几度搬家，也都是通过林式同的援手，让他做遗嘱执行人似乎理所应当。
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身边并无他人，林式同按照之前的遗嘱替她张罗后事，随后把她所有遗物包括手稿，清理打包，邮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夫妇。他与张爱玲的缘分后来撰写《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对张爱玲去世前的状况有着平实清晰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按照一种说法，一位作家故去，我们的阅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因为死亡这一变故打断了写作活动：把若干本书变成了全部作品，死亡封存了一个文学生涯。但是，封存不仅仅是清点遗物的标记，它同样标志着一个起点：文本的新生命。张爱玲的文本新生其实早在夏志清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开始了，而张爱玲的去世并未让这种作品的新生变得更加圆满，这其中最重要的缘由在于，而宋淇（宋家）与张爱玲的文学（张学）已经捆绑在了一起，张爱玲的很多著作和书信仍然在整理当中，出版时日，何其遥遥。
宋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年出生的人，家学渊源，父亲宋春舫是中国有名的剧作家。宋淇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也从事过话剧创作，办过杂志，抗战结束后，为生活所迫，还倒卖过阿司匹林，走私过汽车，攒下了不少家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家搬迁到香港之后，做过翻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以林以亮的笔名翻译过切斯沃夫·米沃什的《攻心计》（），即现如今出版的《被禁锢的心灵》。他也做过电影制片人和电影编剧，炒过股票等等，可谓是文学圈里最有名的商人，商人里最有名的文化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天赋和才气，也不会受到钱钟书和傅雷等文学名流青睐，更别说张爱玲的身后事完全交给他。
年，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为了生活，也加入翻译的行列，当时宋淇正在美国新闻处的翻译部寻找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合适译者，看到张爱玲应征，从此结识。张爱玲的性情孤僻是出了名的，但这种孤僻并非不通情理。读到过一篇传记作家詹姆斯K·莱昂写的拜访张爱玲的文章，那是年，当时他对这位中国才女并不熟悉，拜访也是因为求证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的一些生活片段。没想到张爱玲几次跟他提供赖雅的信息和书籍，他们几次亲切的交谈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她给他留下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的印象。在文章最后，莱昂总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难忘，他说张爱玲之所以离群索居，从人际关系中退出，是因为“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张爱玲在香港时候的生活，大概实在艰难，宋淇夫妇的热心和人脉，对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到美国之时，在一封信中写到：“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我知道这样打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宋淇与张爱玲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像马克斯·勃罗德和卡夫卡。卡夫卡死后生命之盛，主要归功于勃罗德。然而，也正是卡夫卡的名声使勃罗德黯然失色。特别是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人们往往只知道勃罗德是卡夫卡的传记作家、忠诚的朋友和遗稿保管人。要知道勃罗德在卡夫卡去世前已经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他一辈子写了83本书，还是著名的政治家、音乐评论家。然而，对全世界来说，勃罗德首先是一位了解卡夫卡的朋友，一个两次挽救《审判》和《城堡》命运的人——第一次是从作者手中，第二次是从纳粹分子手中。是他编辑了卡夫卡一生中所有未出版的手稿，形成了现在的卡夫卡全集，其中还包括日记和小说；是他写了第一部卡夫卡传记。
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记述了他父亲与当时众多文学名流交往的情形，傅雷、钱钟书、杨绛、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张芝联以及在香港结缘的张爱玲，都现当代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家。当时宋家在上海定居，经常邀请文学大家去聚会，这种文学沙龙在民国时期盛行一时，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曾描述过当年的盛况。夏志清就是在宋淇家中与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结识。天才诗人和翻译家吴兴华曾经评价宋淇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适宜作一个欣赏态度的批评家的人”。夏志清甚至在文章中形象地把钱钟书与宋淇之间的关系比作约翰生与鲍威尔——前者因为后者的传记留名后世。
但是宋淇的一生，总归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流传后世，他的名字只是偶尔出现在众多名家回忆的瞬间，以及他们传记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他现在变成了张爱玲遗嘱上的名字。宋以朗整理父亲的作品时也承认，“终其一生，父亲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但始终没有写下什么长篇巨著。以父亲的才学而论，未免太可惜了”。像勃罗德为卡夫卡作传一样，宋淇晚年曾经想写一本《张爱玲传》，他觉得自己是张爱玲的挚友，同时又最了解她的作品，所以应该是最理想的张爱玲传记作家。但最终还是没有足够的心力完成。
宋淇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兴趣多元的狐狸型作家一样，一生在商人、写作、翻译、戏剧等领域来回穿梭自如，他与众多作家的交往也是这种天赋使然，狐狸型作家会将自己的天赋投射在其他人身上，成就一个个伟大的“刺猬”——据宋以朗的介绍，张爱玲后期的许多写作都是由宋淇提供的灵感和素材，比如《色，戒》中的故事原型就是源于宋淇。
之所以说把宋淇与勃罗德相比有点不伦不类，是因为宋淇与张爱玲的关系毕竟是不对等的。这是因为张爱玲是少年成名，早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已经是著名的天才女作家。所以后半生的结识，宋淇夫妇更像是照料这位性情孤僻的作家，当时的众多文学批评夏志清、庄信正、郑树森等等将其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与其说他们在看守一个女人，倒不如说是守护一种文学。
而卡夫卡生前并未见到自己的荣耀，某种意义上，卡夫卡的荣耀是勃罗德通过帮他整理文集，撰写传记推广出去的。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不言而喻，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焚烧自己作品的遗嘱成就了现代派文学，而宋淇的后人宋以朗固守着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出版之日，遥遥无期。按照宋以朗的说法，张爱玲的很多未刊稿，他想出就出，出版了你可以选择读或不读；如果他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也难怪口气这么任性，毕竟人家手中才有张爱玲的遗嘱。也许，宋淇与勃罗德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活得足够长，生前已经将好友的作品整理出版完毕，而前者的后人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变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米兰·昆德拉曾说，要理解卡夫卡的小说，只有一种方法。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K这个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K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真真地追随着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这也其实揭示了很多文学研究越来越无趣的缘由。他们将工作的研究中心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中，而不是文学本身。
比如最典型的一例，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家门口的垃圾。电影《色，戒》上映后，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对剧中的人物角色对号入座。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史是文学研究者撰写八卦专栏的最佳谈资。张爱玲去世前的状态有着无数想象的版本。在我的印象里，至今为止，有关张爱玲的八卦和爱情史是众多《张爱玲传》版本的重点所在。而关于文学传记的写作，迄今为止并无一个靠谱的版本。
哈罗德·布鲁姆说得好，一部出色的小说家传记，会避免过度以作家的生活来解读作品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是写作这种雄心勃勃的工程对作者本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诗人奥登也曾言，只有一本低劣的传记才会把传主所有的身世遭际告诉你。但是现如今的张学研究恰恰步入了奥登所说的怪圈，作家的人生变成了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私生活成为了博取眼球的最大卖点。文学不是作品的总和，而是八卦与情史堆积。
多年前读张爱玲在回忆胡适之的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让我念念不忘，她说有一年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爱不释手，一连几天都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文学里的张爱玲大概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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