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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散文张爱玲一个冷傲凄美的性情女作


作家、文人画家孟庆龙创作写意水墨画《民国遗韵?张爱玲造像》

张爱玲:一个冷傲凄美的性情女作家

孟庆龙/文图

“她是青花瓷上的浓淡转笔,是曲调里的抑扬顿挫,点点滴滴都是才情,清冷的幽光,暗藏一生辗转几多忧伤。终其一生,横空出世的来,旁若无人的活,听天由命的走。她,就是民国奇女子张爱玲。在张爱玲逝世20周年的日子里,她笔下的灵魂、文字中的孤傲,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与余味。”这是此前在张爱玲去世20周年时,年9月8日,人民网发表的《她用七句话写尽自己的一生》一文的“编者按”,这对于张爱玲人生凄美的经历和文学生涯,无疑是作了最好的诠释和概括。

从“资产阶级小姐”到解禁后的大红大紫

或许从小接受的“正统教育”的因素,也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早年的阅读文学作品,我对张爱玲历来是不屑一顾的。都是因为张爱玲是一位腐朽的资产阶级小姐(或者资产阶级作家)的缘故。当然,更为主要的还是她曾经嫁给了汉奸作家胡兰成做过妻子。面对这样一位小姐作家和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十年”,国内的出版物自然不会出版她的作品,国内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也是不会研究她的作品。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呢?恐怕今天的人也是说不清楚的。历史就是这样地无奈和残酷。

正是因之上述这些因素,所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上——我想其中不仅是60后的作家,恐怕50后、40后的当今成名的作家阅读和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早年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乃至文学复兴的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因为彼时的一些社会因素,张爱玲与她的作品在内地也依然未能解冻,依然很少有人提到,与之大红大紫的冰心、丁玲、林徽因、萧红等民国时期走过来的诸多才女相比,张爱玲的名气与作品以及她在年轻读者心目中的位置都可谓是“小巫见大巫”的一位。

好在国门打开之后,国内的政治气候也不那么严肃地针对某些文艺界的个人,张爱玲的作品也便逐步开始在国内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一经出版便风靡大陆——原因还是她的资产阶级小姐的“头牌”加上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姻缘,促成了读者的窥视心理。于是,一经解冻,这些年来,张爱玲在国内文坛的名气自然也就越来越大,阅读者,研究者,不仅有我们这些60后和50后、40后,更有赶上好时候的70后、80后、90后、00后……到今天,可以说张爱玲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仅已经是如日中天,也预示着张爱玲文学时代火爆的再度来临,一如她在40年代上海滩的火爆一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风景。从解禁到现在,20多年来的持续发热,无疑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些阅读者、研究者心目中的冰心、丁玲、林徽因、萧红们。

区区一个张爱玲缘何会有如此影响力?依然是她的人生,她的经历,她的故事与文学作品所相辅相成的吸引力。试想,在文学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除鲁迅、沈从文、张恨水等永恒的大师地位之外,实际上其他的所有人不过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当文学进入了平庸时代的今天,乃至文学浮躁的今天,在没有大师的状态之下,人们也就开始了不断地从故纸堆里挖出这些早年的著名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眼前可看的东西脱离实际的不如意——尽管每年都会有那么多小说发表,有那么多图书出版,但谁也不知道到底哪部作品值得去拍个影视剧,于是还得去拍张爱玲当年的短篇小说《色,戒》,甚至更久远的故事。于是,《色,戒》就出了名。不是小说出名,而是电影出名。电影出名了,小说也就被人知道了。阅读张爱玲自然也就延伸了。就像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样,早前的几个“红高粱”的系列中篇小说发表后并不是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可是后来经过张艺谋导演,巩俐、姜文版的电影一出世,《红高粱》也就立马红遍大江南北乃至还在海外拿了国际电影大奖,于是,莫言也就随着《红高粱》的电影被炒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皆知到作品不断被翻译介绍到海外各国,乃至最终走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让世界文学为之荣耀。

《色,戒》年由台湾著名导演李安执导,内地当红明星汤唯与港星梁朝伟主演,《色,戒》再次成为李安在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第三位两次获得金狮奖的导演,也如《红高粱》一样,由电影的轰动效应而让圈外不了解的人也知道了张爱玲。只是她来得比莫言这样的后生晚了整整20年。晚了不要紧,张爱玲有传奇故事——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就是最好的传播“注脚”,最有力度的文坛炒作“导火索”。于是,《色,戒》+传奇故事的“注脚”+文坛炒作的“导火索”作为引线,也就=“小三”的才女张爱玲这个民国的传奇女子,不火都难。而此前,在美国华人圈和香港、台湾等地,张爱玲其实早就是一位绝对红得发紫的一代华人作家。几十年来,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几乎成为了她小说、散文、电影剧本、学术论著、译文等作品的全部代理出版机构。像后来内地出版张爱玲的作品,也几乎都是由台湾的皇冠出版社授权才可以。所以,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文学对于张爱玲的提闸放水,其浪头不滚滚而来都不可能。

我记得年9月,我还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济南购买过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全编》,这也是我购买和阅读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书中收录了张爱玲写作的散文《天才梦》、《谈女人》、《论写作》、《童言无忌》、《说胡萝卜》、《谈跳舞》、《谈画》、《我看苏青》以及他的小说集自序、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的性情散文、随笔、文论等60篇,差不多一半散文都是30岁之前写于上海抗战之前的,另一半是写美国生活的文论类的。阅读的感知在告诉我,张爱玲的文笔是朴实的,大胆的,唯美的,但也是真性情的。这也让我对于没能过早地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有了某些不能名状的怨怒。此后的年,我又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了张爱玲人生写作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海天出版社,年3月第1版)和张爱玲注译的韩子云所著的《海上花列传I?海上花开》、《海上花列传II?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年8月第1版,年1月第2次印刷)。除《十八春》是解放初期上海民间报纸《亦报》连载,并由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外,而她的注译作品《海上花列传》两部书则是由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内地出版的。

据史料介绍,张爱玲在旅美期间还对《十八春》进行了改写,后来还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目前,内地出版的既有《十八春》亦有《半生缘》。当然,这不过是出版社为了赚钱吸引眼球的操作而已,对于读者而言,其实阅读哪个受益的都是一样的。

作为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全书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关人物也是离离合合了十八个春天。《十八春》所着力表现的也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的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故事。小说从沈世钧的立场出发开始回忆往事,以沈世钧与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沈世钧的良善和软弱,顾曼桢的痴情和不幸,还有顾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体现出张爱玲驾驭小说故事与人物的驾轻就熟与细腻之感。

从解禁后张爱玲的作品这些年来,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界对于张爱玲的评价还是公证的,大家大都认为张爱玲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而且她确实也有很多作品是非常优秀的,其中包括读者都很喜欢和熟悉的《沉香屑》、《倾城之恋》、《十八春》(亦即《半生缘》)等。《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在她死后都拍成了电影,也助推了她的文学名声和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海外更大的影响。

据文学史料记载,《沉香屑》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最早经鸳鸯蝴蝶派文学大师周瘦鹃引荐,年发表于上海《紫罗兰》创刊号。小说一经发表,就艳惊四座,轰动上海滩,并成为张爱玲的小说成名作。小说中的葛薇龙,是张爱玲成名作《沉香屑》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为了生存,为了莫名的爱情,她成为了自家姑妈和丈夫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爱情,她用尽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身体来予以保卫。她的身上笼罩着浓浓的灰色乃至灰黑色的悲剧色彩……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用无情的笔调,平静而锋利地、真实而残酷地谱写出了葛薇龙作为女人的人生悲歌。

《沉香屑》中的葛薇龙,可以称作是尖锐矛盾冲突中的典型代表。葛薇龙原本是一个纯洁而富个性的女学生。由于家境贫穷,不得不违拗地向生活豪奢腐化的富孀姑妈求助。当她第一次踏入姑妈华艳的豪宅,就深深被“依稀还见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所震惊,她内心只觉得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还未谙熟世事的她,已经慢慢卷入这种半封建式豪奢腐化的生活氛围。

早已年老珠黄的姑妈当然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她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从而收留了葛薇龙,其实心里早就悄悄地打起了她的如意算盘。单纯爱美而又世俗的女学生,到底脱不了孩子气,当她面对着一大橱华美的衣服,“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件试穿着。”热乎劲一过,葛薇龙又突然醒悟:“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着这么多?这跟大三堂子里头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虽然她已经对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顽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无形中却战胜了她脆弱的抵抗力,让她满脑子回味着“柔滑的软缎”,对自己连说两遍“看看也好!”

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的葛薇龙,如果说还来得及挽回,那么暴雨夜里司徒协套在她手上的那副玉镯子,则是彻彻底底地把她囚囿于奢华的堕落中。与此同时,不幸地,她又忍不住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还一心想着“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她。”正如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子,把嫁个有钱的阔佬,作为女人生命中必须完成的一项光荣“职业”。葛薇龙自恃深爱着乔琪——事实是这样吗?她不过始终挚爱的只是那个半封建气息十足的男人的金钱而已。当她在约会当晚发现了乔琪……爱已蜕化为零,而虚荣欲却膨胀前进。她摆脱得了吗?她当然不能。她只有继续选择留下,把自己的青春,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没有再写这位美丽的女学生交际花般排定的悲剧。可读者似乎已经不难看出,结局定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幸福是什么?葛薇龙永远也不会明白。

张爱玲在这篇《沉香屑》中,硬是一片片地把结痂的伤口,剥划出淋漓的鲜血,让读者触触摸的则是无法完美的痛。她一直在理智而清醒地把葛薇龙推到人性的决裂口,然后步入深渊。当我们被惊醒时,才恍然大悟,葛薇龙的故事似乎就是每个时代,人性中的一个噩梦。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故事:一个没落贵族白家的六小姐白流苏嫁给了暴发户唐家的少爷唐一元,不料丈夫只知道花天酒地,到处留情,伤透了流苏的心。流苏经受住家族和世俗的巨大压力,毅然结束了这段错误的婚姻。离婚后的流苏在家中受到势利哥嫂的欺负,处境艰难,不得不想要找个可靠的男人过安稳生活。而此时的范柳原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巨额财产继承权,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但是失去深爱的女人洪莲又让他对生活感到无望,开始变得玩世不恭,游戏感情。当柳原被安排与流苏的妹妹宝络相亲的时候,他却突然对虽是残花败柳之身、仍然气度矜贵的流苏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兴趣。流苏应柳原之邀两度赴港,但柳原虽钟情流苏却不肯与她结婚。适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于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这对现实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奇迹般地牵扯到一起……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那么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

“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女人教坏了,又喜欢去感化坏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

“我们最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自己与他们界定开了。”

“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

“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

“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惟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

“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极其神秘。”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

《倾城之恋》之所以被当今很多人喜欢,尤其是心里有着某种小资思想的女子喜欢,还在于以上的这些张爱玲小说中诸多堪称经典的语录、警句,深深地印在了诸多喜欢张爱玲小说的女子心里。

童年就像“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

对于张爱玲来说,家或许就像她在19岁所写的一篇散文《天才梦》中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祖籍河北唐山市。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一幢没落贵族的府邸。这里便是张爱玲的第一个家。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唯一女儿。张爱玲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在这个大家族中,却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世事变迁、聚散离合。不幸的童年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在散文《一别一辈子》一文中曾经写道:“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便各自散了。”一桩不幸的婚姻,没有人受益,每位都会受伤,而最大的受伤者便是子女。来自于父母这两条支流的痛苦,到子女这里便汇聚在一起。这种痛苦的汇聚使得子女们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看待人生。连思考的角度也是悲伤的。

张爱玲的父母在结婚时曾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佣人,张爱玲和弟弟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张家的日子是非常风光的。然而婚后不久,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后来,张志沂再婚,后母孙用蕃进门。孙用蕃与张志沂都有抽大烟的癖好,进门后不仅抓紧日常开支,还一再鼓动张志沂搬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的大别墅里。在这里,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和平被打破。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就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明显的背叛。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这场幽禁持续了半年之久。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张爱玲去了舅舅家对面的开纳路开纳公寓,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不久,弟弟也跟着来了,他只带了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球鞋,请求母亲收留,可惜黄素琼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名子女的教养费用。看着弟弟离去的身影,张爱玲终于发现母亲的窘境超乎她的想象。

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张爱玲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精打细算。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的张爱玲,一切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张爱玲料想不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第二年,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可惜日本侵华的炮火阻断了她的行程,她只好转入香港大学。然而,黄素琼在自己的游历和女儿上大学之间,选择了自己的游学,对张爱玲的学费就断掉了。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私人奖励了张爱玲港币的奖学金,正是这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黄素琼来香港看张爱玲的时候,听说教授给了这笔奖学金,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张爱玲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不幸的一个女人。由于她的出身还算是贵族,当时民国时期其他的女作家就写文章讽刺她,大家知道那个时期的女作家是非常爱吃醋的。她们说:“如果张爱玲这种家世也能算贵族,那就相当于你往太平洋里扔了一只鸡,然后在上海的人都说我喝到鸡汤了……”那意思就是她那身世早就完全被忽略不计了。

与汉奸胡兰成一场空欢喜的短暂爱情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都在为国尽忠守节,一些人的逃难也都逃到了大后方,包括北京的大批知识分子都跑了,但当时北平和上海也各留了一位著名作家,一位是留在北大后来又去了上海的周作人,还有一位就是张爱玲。周作人当时是娶了一个日本老婆,他觉得自己就是半个日本人,所以留了下来。张爱玲嫁给了一个大汉奸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中,大家能明显看出来她对包括胡兰成在内的汉奸们的那种复杂的情感。

胡兰成生于年2月28日,中国现代作家,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浙江绍兴人。他年轻时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擅长写作,后追随汉奸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因其为汪精卫执笔而被列为著名汉奸。年发表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洗地。最后又得罪了汪精卫等人,被清除出汪伪政府,沦为布依之人。年日军战败投降,胡兰成借道香港逃亡日本,晚年旅居台湾开课教书,其文学才能曾影响部分台湾文人。年因其汉奸背景被迫离开台湾,年7月25日因心脏衰竭死于日本东京。其人生情感经历丰富,共有8位女子。代表作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虽短短三年,但却是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12月,胡兰成翻阅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张爱玲家的地址,登门求见。可惜未被接见,他只得留下字条,本来未抱什么希望,不料第二天张爱玲回电,二人开始往来。

23岁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爱玲,遇到的是年长她14岁的情场老手胡兰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数位情人。但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她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就是张爱玲式的性感,讥诮、冷漠、带着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却又一语惊醒梦中人般的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警句。

年8月,胡兰成在抛弃一妻一妾后,与张爱玲定下婚约,考虑到时局不稳,两人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然而,这次婚姻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胡兰成没能给张爱玲带来安稳、静好,而是深深的伤害。

先是胡兰成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了护士小周;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舆论攻讦,他则爱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爱玲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

张爱玲隐忍到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她在决裂信中写:“离开你,我也并不会怎样,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一生的创作高峰期集中在年到年,其中年和年正处在和胡兰成的交往阶段。年以后张爱玲的创作就很少了,进入了低谷期。

5年后,张爱玲离开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张子静曾去找过一次张爱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经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电梯的师傅都能像“张迷”一般一口气报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张爱玲早已离去得决绝无踪。她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而不得。

后来,她还说过:“这大概是世上最凄美的情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自己。留下的,仅是一场空欢喜。”

漂泊异乡四十个春秋在孤寂凄凉中凋零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爱玲继续留在了上海写作,她还曾经和大批作家一起被组织去参观土改,去参观新中国的建设。作为没落贵族出身的张爱玲,其实她对新中国并没什么感情,张爱玲本身就是性格很扭曲的一个人,当然没落贵族通常都会出现这种扭曲的性格。

在没落贵族家庭成长的张爱玲又嫁给过汉奸胡兰成,对新中国又完全不能融入,在这样一种扭曲状态下生活的张爱玲,最后只得离开了内地,去了香港。据说,她刚到香港的时候非常艰苦,那时候不光是她,人人都很艰苦。逃到香港以后,张爱玲只能靠写剧本生存。她写了好几十个剧本,还写了一些小说。

年张爱玲到了美国,但她引以为自豪的写作却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

在美国的年秋天,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又结了一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德裔美国作家赖雅,此人比她大二十九岁,并且也离过婚。张爱玲大概因为从小父母离婚,缺失父爱的缘故,有恋父情结,她的两段婚姻都找的是年纪比她大上许多的男人。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起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美国的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这就是张爱玲。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是因为某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赖雅的女儿与张爱玲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初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年的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秋天,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在精神上,赖雅还算是一个“有力的锚”,但不是很强,因为他自己更需要强有力的“锚”,这个“锚”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调查局派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而后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悉,对赖雅的依赖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在婚后的第五年,张爱玲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发展机会时,赖雅却忧心忡忡,预感大难到头,她将离他而去。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病情好转的赖雅,来信催她回去,张爱玲写信告诉他,3月18日到达。赖雅迫不及待,3月17日就到机场转了一趟。

一天,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不便。几乎同时又中了几次风。后来,赖雅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照料。再后来,张爱玲就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也总是将头扭向墙壁,并让其离去。

通过朋友的帮助,张爱玲又接到位于麻省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的邀请,便在年的4月,与赖雅悄悄地离开了迈阿密大学。张爱玲和赖雅到康桥半年后,赖雅终于消耗完了自己的能量。在张爱玲一个人的陪伴下,赖雅走向了他向往已久的天国。他终于解脱了。他悄悄离去,没有举行葬礼,只是友人们一起安葬了他的骨灰。那一年,赖雅76岁,张爱玲47岁。

不过,在张爱玲生命的最后20多年,她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尽管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不再发表作品,但在这之后却有各种出版社出版她的文集、全集,并把她的作品拍成电影,包括《倾城之恋》、《半生缘》等,让张爱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海内外越来越火。在最后这20多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住在洛杉矶一个特别闭塞的地方,整日闭门不出,也不和周围的人打交道。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亲人,所以,也没人去关心她、照顾她。

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越到晚年越孤僻。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孤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时年75岁,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就这样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了。

正如她在自己写的短篇小说《花凋》中留下的警句一样悲悯:“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文学与电影成为来世一程的不虚此行

有人说,张爱玲一生不会做别的,也做不了别的什么。她是为文学而来,为文学而生的,而除了文学她什么也做不了。这话说得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与张爱玲人生归属逻辑的。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成名于上海滩,便奠定了她在中国文艺界民国“四大才女”的地位。尽管她的身世以及她与汉奸胡兰成的短暂而轰轰烈烈的爱情已成为了推动她文学艺术被后人认识、阅读的焦点,但她依然不乏为中国文坛一位孤傲、独特和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民国才女、大作家,她不为政治而束缚,只为文学而我行我素,她可以爱汉奸胡兰成,即使胡兰成与她结合后依然情爱糜烂,让她伤心欲绝,最后不得不分手还把自己撰写电影剧本换得的稿酬资助于被汪伪政权抛弃而又落魄的胡兰成,可想她对她的初恋之爱有多深。女作家苏青也是当时旧上海滩响当当的一代才女,为了养活多位子女与家人,她不得不背负着离异的苦痛,为汪伪政权服务,撰写了一些能够获得生活之需和养家糊口的文章,抗战结束她的所作所为自然逃脱不了“汉奸作家”的骂名(“文革”中病死得也挺惨)。但张爱玲并不反感苏青,相反,她与这个所谓的“汉奸作家”还是上海滩不多的好友、知己,对苏青也是满含着友情、推崇与爱,曾经有人写文章,不经意间把张爱玲与冰心、丁玲绑在了一起。而张爱玲则认为:如果把她和冰心、丁铃相提并论,她是不能接受的,她不喜欢冰心和丁铃(她认为二人的文学有的做作),宁愿和苏青并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写作个性是不受政党与政治束缚的,是远离政治的。在她心里,文学就是文学,写出自我想写的,写出自我思考所要表达出来的意念与欲望就足够了。她同情苏青的遭遇,喜欢苏青的真实,而不喜欢虚伪的伪善。这应该是张爱玲写作的内因所在。一切文学的真实发乎自然,而不是受制于政治的影响与制约。这就是张爱玲文学与其他人的不同,她不受制于任何政治与政党的约束,写出自我的心话。无论上得了“台面”,还是上不了“台面”,她所追求的就是张爱玲式的性情写作,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任我而行。她做的就是她张爱玲自己。为文学而来,为文学而走,哪怕赤条条地来,再赤条条地走,足够了。至于其它,与她都不相关。你喜欢,她是张爱玲。你不喜欢,她依然是张爱玲。人人都知道,文学是孤独寂寞者的事情,但人人都很难做到在孤独寂寞中像张爱玲一样为文学而文学。我们看看时下的中国作家,即便是名气很大的那些作家,如果没有国家负担的纳税人的钱养活着这些作家,给予他们客观的物质生活保障,试想,哪一个又会做到张爱玲那么“真”,那么在孤独寂寞中靠着自己手中的笔来养活自己几十年?我敢说,目前的中国作家寥寥无几。一旦离开了国家的现行政策的保障,所谓的即使影响力很大的名家,也绝不会为文学而文学,一定会为生存而生存,去干别的。

张爱玲的一生虽然孤独、寂寞,但她为文学而文学的勇气与精神和独立的人格魅力,却是令所有文学从业者警醒的。她的人生虽然孤独、寂寞、凄凉,走的也不为人知,但她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是富饶的,多彩的。这些年来,她人生出版的作品有台湾、香港、大陆和海外各种版本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还有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以及文论集《红楼梦魇》等。张爱玲为世人留下的电影更是丰富多姿——《不了情》(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民国时期喜爱喜剧的电影导演,作家伊北前两年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张爱玲与桑弧:是爱还是暧昧?》的文章,但最终也未能阐述他们二人到底是相爱还是彼此暧昧,好像发生过性关系,后来桑弧找了一位上海滩漂亮的女子结婚了,还登过报纸。)联手,加上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至今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太太万岁》(年)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上海滩的老戏骨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秀蒋天流也藉此走红。怎样做一个完美的太太?作时兴打扮的民国少妇依然要履行千古不变的义务,站在传统观念的阴影里推敲答案,尽管怎样做都不能完满;《哀乐中年》(年)张爱玲与桑弧的三度合作,默契和灵感的火花使编导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这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在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影迷们惟一可以做的只是寻一处幽静所在,想象一下张瑞芳(著名表演艺术家。原籍北京,生于河北保定。为新中国电影奉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李双双”。新中国话剧舞台上闻名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舞台到银幕,她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形象。年的快嘴“李双双”,让她达到电影演艺事业巅峰。年6月28日,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扮演曹七巧的模样,顺便留意小说中欣赏月亮时的苍凉快感,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愫”发一番感叹。此后近十年,张爱玲才又有缘重续电影不了情。年起,她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近10个剧本:年《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年《六月新娘》、《温柔乡》,年《南北一家亲》,年《小儿女》,年《南北喜相逢》和上世纪60年代的《一曲难忘》等(又名《魂归离恨天》)。此后,张爱玲虽然再没创作过电影剧本,但张爱玲毕竟是一位充满着传奇的个性女人和一位个性化的才情女作家。读者能够通过近些年的《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等张爱玲的旧作,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对于她的了解,都将会预示着她来世一程的不虚此行。毕竟,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许多影视剧都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片——张爱玲不红都难。

历史的公证、客观的评价,对于任何一位有争议的作家都是需要的。即使张爱玲已经寂寞地走了,但是客观、公证地评价张爱玲与张爱玲的作品,也同样是现代文学史所赋予一个时代的责任与义务。因而,评论家认为:“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评论之高,毋庸置疑。

张爱玲的一生,既写纯文学作品,也写言情小说,她的中短篇小说《倾城之恋》、《沉香屑》、《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长篇小说《十八春》更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无疑是一时无二的。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可谓少而又少,凤毛麟角。

面对张爱玲文学一生越来辉煌的艺术成就,越来越拥有的影响力,我们却又不能不为她悲凉的人生命运长叹一声!当然,很多优秀的作家大都是过着逆境和充满着风雨人生的,若是大富大贵,幸福异常的人,可能也写不出诸多被社会和读者认可的好作品来。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的她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这大概就是张爱玲走后能够留下自身力挺文学史的有力证明。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行文至尾,余也不揣冒昧,就把以张爱玲人生的小说、电影等作品融合而成的题画诗一首:《民国遗韵》,送给这位人生孤冷寂寞而又传奇一生的真性情的大作家张爱玲先生——

民国文苑张爱玲,小说电影双兼程。

十八春里多少恨,赤地之恋桃花运。

六月新娘温柔乡,倾城之恋不了情。

太太万岁扭秧歌,金锁记内沉香屑。

半生缘中怨女多,魂归离恨喜相逢。

期盼南北一家亲,点点滴滴均才情。

海上花开落青史,红楼金瓶两相评。

寂寞灵魂跌宕起,清冷忧伤显魅力。

人生轨迹多孤傲,泽润世间传奇女。

丙申之夏于梦桥居

(发表于年6月28日中国作家网?原创快览?散文)

作家孟庆龙自画像

作家孟庆龙文学艺术简介

孟庆龙,年生,江苏省邳州市人。笔名:武煜。书斋:武彧堂、梦桥居。知名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文人画家。潍坊日报编辑、记者。曾在济南军区基层和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14年。并于军旅生活期间读书、习字、作画、写作,陶性陶情,丰富人生。年毕业于济南职工科技大学(文秘)作家班(现济南职业学院)亦即山东作协首届作家高研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会员、臧克家诗歌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当代艺术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和潍坊市作协主席团成员、潍坊市作协评论宣传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作家网》专栏作家。

作者自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文艺报》、《南方日报》、《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解放军《后勤文艺》、《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小说》、《天津文学》、《芒种》、《前卫文学》、《娘子关》、《青岛文学》、《当代小说》、《胶东文学》、《当代散文》、《上海诗人》、《美华文学》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余(部)篇,发表各种新闻稿件余篇。著有中短篇小说选集《干姐》(年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年再版);长篇小说《感觉》(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赤色炼狱》(上下部,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和散文随笔集《岁月消磨的记录》(上、下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多部。发表、出版作品总计余万字。其中,中篇小说《厄运的女人与得意的男人》、长篇小说《赤色炼狱》与万余言创作谈《我的“炼狱”情结》(年,新华社等国内多家媒体曾发表通稿推介)、长篇诗评《他在向谁挑战》及部分文艺评论、散文随笔等多被美国《美华文学》、《中华时报》及菲律宾《商报》“文学精粹副刊”等国外刊物转载和节选。

此间,还从事美术评论的研究,先后在《美术》、《中国书画报》、《美术报》、《文艺报》、《文化艺术报》、《艺术中国》、《美术视野》、《消费者导报》、《央视鉴宝》及海内外文学杂志等报刊发表知名书画家评论文章余篇。出版、发表人物小说插图与水墨国画余幅,国画作品曾应邀参加“年学术迎春展”(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杨晓阳题写展标及书名)、“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并与著名作家贾平凹、莫言、高洪波、汪国真等获此次展览最高奖——“文心墨语”荣誉奖。展览及书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题词、撰写)、“?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会员国画展”及受邀入编“?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台历”、年“诗文风流?翰墨飘香——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最高奖(优秀奖。大型书画集序言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撰文,书名由海外华人诗界泰斗、享有“诗魔”之誉的海内外著名诗人、书画家洛夫题写)并入编大型书画集。

其文学探索以“新写实主义”与“虚幻浪漫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展现当代现实生活,在文坛享有一定声誉,作品曾受到当代文学界知名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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